“其实就是比照去年电视剧《毛泽东》49集的规模，两个伟人不能差别太大，所以我们也是照着49集左右的体量多拍了一些以防删减。”

    影视作品中的政治

　　文_本刊记者  徐浩程

　　8月8日开始，为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而拍摄的《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迅速点燃了舆论话题。

　　这部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四川省委组织指导的电视剧，以粉碎“四人帮”为起点，首次展现了1976年以来的高层政治，也出现了华国锋、胡耀邦等政治人物，还对邓小平的家庭生活做了细致描绘。

　　从1989年第一部以邓小平为主人公的电影《百色起义》问世以后，关于邓小平的影视作品至少有十余部。这些影视作品，历经变迁，改变的不仅仅是尺度问题。

　　体现的是政治进步

　　四川省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所副所长胡学举对邓小平相关的影视作品比较关注，他说，“邓小平的影视形象，是随着对他研究的深入而变化的。”

　　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生平研究开始起步、发展，“首先就是要弄清历史人物在各个时期活动的基本情况”，“对邓小平在各个时期重大贡献和领导特色的研究也特别重视”。

　　拍摄于这段时期的《百色起义》，就“突出刻画了邓小平在复杂多变的历史环境中，表现出来的洒脱机智的性格和果断驾驭事件进程的能力”。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就曾撰文称。

　　随着对邓小平研究深入、多样化，2004年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前后，《邓小平来辽宁》、《邓小平在上海》、《永远的小平》等一系列电视文献纪录片相继拍摄，“使观众更多地了解到邓小平作为普通人的一面。”陈晋称。

　　与影视形象一起变化的是内容的变化。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总编剧龙平平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原邓小平研究组组长)，曾经一直担任跟邓小平有关作品的审稿工作。

　　“我们过去写邓小平确实有顾虑，不敢去虚构。十几年前我写过有关小平同志的电影故事片，时间跨度更长，全是真实人物，故事情节也少，重大情节与重要观点均需体现，类似真人演绎的纪录片。”龙平平表示。

　　在这部电视剧中，龙平平就吸取了这些经验，采取虚实两条线索平行发展的叙事脉络，一条以邓小平为主，一条则是虚构了田源等人物作为映衬。

　　不仅如此，在邓小平叙事脉络中，华国锋、胡耀邦等首次登上屏幕。

　　“如果在这八年里没有写到这些人物，或者没有对一些贡献做出客观表现，那叫什么历史呢？”龙平平直言称，“所以事情和人物(出现)均属剧情需要，都是为了体现创作这个剧的目的。如果不是这样一个标准不可能做出忠实分析。”

　　导演吴子牛表示这部戏很自由，“有一些媒体说这部戏体现了‘政治脱敏’，我却觉得这部戏体现的是政治进步。”

　　在之后的剧集中，观众们将会看到著名记者法拉奇采访邓小平时的一段对话：

　　法拉奇：中国人提起四人帮时为何要伸出五根手指？

　　邓小平毫不犹豫地点破了她的暗示，并直截了当回答：把毛主席与四人帮相提并论是不对的。

　　审查的领导当时希望删掉这一段，但在剧组的坚持下，还是留了下来。

　　邓剧中的“三条底线”

　　当然，不管有多少变化，底线一直未变。

　　底线之一是中央和有关方面的同意。

　　当年《百色起义》拍摄时，当剧本送到邓小平手中时，邓小平却不同意在影片中塑造自己的形象，他说：“不要拍我，拍李明瑞。”——李明瑞是百色起义中红七军、红八军的总指挥。

　　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不干了”：“你是党中央派去的代表，不拍你，影片就没法拍了。”

　　经过王震等人多次劝说，邓小平最终勉强同意拍摄。

　　电影《邓小平》，就曾因为邓小平不同意，一拖再拖，直到2003年才上映。

　　该片导演丁荫楠从1992年就开始准备剧本了，“我和文献研究室的同志看了很多资料，改了11次剧本。”

　　“那时候小平同志还在世，后来从领导那得到的消息是，他不愿意，于是在 1995年这个想法搁置了。”丁荫楠称。

　　丁荫楠称，邓小平去世后，拍《邓小平》的想法“得到了很多领导和上级机关的同意，也得到邓家人的同意”，才得以开拍。

　　底线之二是在如何认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上，相关影视作品依据的主要内核还是不变的。

　　比如涉及“文革”的内容，就是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基调，“不能超过这个”。

　　而这份决议，正是“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在1981年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主持起草并通过的。

　　底线之三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头脑。

　　据南方周末报道，1988年，总政话剧团排演话剧《决战淮海》。话语演出后，一次邓小平接见中央军委几位领导时问他们，有没有看过话剧《决战淮海》，大家都说看了。

　　邓小平问：如何。大家都说：很好。

　　这时，他拿出一份密参，法国记者写的，大意是：全世界掀起了一股否认斯大林主义风潮，在中国出演的话剧《决战淮海》是扬邓抑毛的。剧中有一个重要情节，由于毛泽东和淮海战役总前委关于如何攻打黄维，意见不一致，往返了3封电报……

　　邓小平说到这里话锋一转，我们在淮海战役中打得很好，但都是毛主席指挥的，不要写这3封电报。

　　事后，该话剧的创作者之一刘星就总结说，“这是提醒我们文艺工作者不要授人以柄，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头脑。”

　　谁能做总顾问？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一个被舆论津津乐道的细节，就是两位十八届中央委员——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和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同时担任该剧总顾问。

　　并不是每部关于邓小平的影视剧都有总顾问。1996年，表现了刘伯承、邓小平开辟太行抗日根据地的电影《浴血太行》，就没有标明总顾问是谁。

　　在标明了总顾问的影视中，总顾问级别最高的可能是王震，他是电影《百色起义》的总顾问。

　　其他影视剧根据组织指导方不同而不同。2001年，同样是反映百色起义的电视剧《红岸——邓小平在1929》，是由中共广西区委宣传部、上海永乐电影电视(集团)公司等单位合作出品的。它的总顾问就变成了时任广西广播电视厅厅长朱炎、东方明珠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叶志康。

　　2004年的电视剧《邓小平在重庆》是由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影视部联合制作，它的总顾问就是时任重庆市委副书记邢元敏。

　　电视剧《我们的法兰西岁月》的总顾问在2012年也就冷溶一人。相比较而言，此次由两位十八届中央委员担任总顾问，确实少有。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就是它48集的长度。在此前，关于邓小平的电视剧很少有如此长。

　　2004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四川省委组织的纪录片《邓小平在四川》就曾因为8集的长度沟通很久。

　　“当时各地拍的类似纪录片都是4集，只有四川最长，8集。”该纪录片的撰稿人之一、四川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专职副秘书长吴启权回忆称，“当时宣传部领导去中央文献研究室沟通，均没有结果。我就找到时任副主任的冷溶，说邓小平是四川人，内容怎么也得比其他地方多吧。”最后，中央同意了《邓小平在四川》拍8集。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原本拍的60集，但去年电视剧《毛泽东》最终播出版为49集，该剧最终定为48集。

　　“其实就是比照去年播出的电视剧《毛泽东》的规模，它最终播出49集，两个伟人不能差别太大，所以我们也是照着49集左右的体量多拍了一些以防删减。”龙平平说。

　　2004年，中央电视台曾拍了一部关于邓小平的电视剧，有20多集，但最终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播出。

　　1904：邓小平和他的同龄人

　　文_本刊记者  舒炜

　　梁启超说：“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话虽偏激，但也有一定道理。

　　西历1904年，是一个闰年，在中国，正是甲辰龙年。在这一年里，邓小平、任弼时、巴金、邓颖超、聂鲁达、达利、林徽因、乔治·伽莫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相续诞生，可谓人类群星闪耀时，而邓小平，则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颗。

　　同样在这一年里，中国局势堪忧。在中国领土上爆发的日俄战争正在进行着，清廷严守局外中立；英军入侵西藏江孜，当地16岁至60岁的男丁被紧急征召抗英；最后一次科举考试谢幕，翁同龢这位两朝帝师也是在这一年里阖然长逝；革命团体华兴会、光复会相继成立，仁人志士们竞相奔走，孙中山开始游历美国，宣传革命……而1904年出生的这些伟人和名人中，他们又将会怎样去改变历史？

　　谁会想到那个昨天还在江西拖拉机厂劳动的小个子会唤醒一个最强大的东方大国；谁会想到那个美国籍的苏联人乔治·伽莫夫会成为第一个发现DNA遗传密码的人；谁知道智利大诗人聂鲁达在军方政变12天后死亡时看到了些什么；假如32岁奥斯特洛夫斯基不经历真实的人生，怎么会在濒临死亡的那一刻，说出和自己著作截然相反的一句名言：“我们所建成的，却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

　　“假如中国人要感谢某一个领导人改善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个人就是邓小平。在为改善如此之多的人民的生活做出的贡献方面，20世纪是否还有其他领袖能够与他相比？”《邓小平时代》作者，美国历史学家傅高义在这本书中如此自问自答。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已经见识到了几次颇有声势的对于说真话的呼唤。其中的两次都是由四川人发起。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巴金就是呼喊得最有气势的人之一：“真话不是指真理，也不是指正确的话。自己想什么就讲什么；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就是真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则掀开了解放思想的帷幕，呼唤人们要说新话，要说真话。

　　有人说含蓄的邓小平，极少用带有浓重感情色彩的语言来表达对一个人的看法。一次，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问父亲：“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邓小平深思了一下答道：“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当做兄长，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最长。”

　　对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邓小平一直尊称为邓大姐，早年时，他们和很多进步青年曾一起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在改革开放之后，邓颖超也是邓小平治国所倚重的中共元老之一。

　　对党内另一个同龄的“大哥”任弼时，邓小平也一直是敬重有加。任弼时和邓小平早年先后留学苏联，几乎同时从事青年团工作。1927年邓小平回国担任中央秘书时和任相识。

　　很快，两个年龄相同的职业革命家，相互合作，在上海等地共同从事党的地下秘密工作。1931年4 月发生的顾顺章事件前后，任和邓分别于 3 月和7月，几乎沿着同一条秘密交通线先后到达了中央苏区。后来他们曾同时在八路军政治部工作。

　　长期的革命经历，让他们建立起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当任弼时逝世后，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在西南军区礼堂沉痛致悼词时，有几分钟的时间说不出话来。叶剑英则这样追悼任弼时：“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走着漫长的艰苦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在湖南汨罗县，任弼时同志故居几个大字，就是邓小平手书的。

　　出生于地球另一端的聂鲁达，也是个一生的革命者。13岁发表作品，19岁辍学成为诗人，23岁当上驻外使馆领事，27岁进入外交部，41岁加入智利共产党，在晚年，竞选总统差点成功……

　　聂鲁达曾三次访问中国，当得知自己的中文名“聂”字有三只耳朵，兴高采烈：“我有三只耳朵，第三只耳朵专门用来倾听大海的声音。”

　　但在1957年的第三次，此时的中国在聂鲁达眼里已经变了：“昆明公园里的树木都动过整形手术，形状都是矫揉造作的。”他突然为中国难过起来：“我看见了成百上千人挥动手中的小红书——能在乒乓球赛中获胜、能治疗阑尾炎和解决各种政治问题的万应灵药。”据说，智利政变军人曾前往聂鲁达住宅搜查武器，聂对他们说，我这里最危险的东西，是诗歌。

　　有人说，当勇敢、顽强、敬畏、牺牲、求索这些精神在当下已经不好意思被高声赞美时，当插科打诨、娱乐至死、价值模糊慢慢成为我们离不了的“时尚”时，生于1904年的这些群星刺痛了我们慵懒的眼睛。看看吧，人应该是像这样活的。

　　尤其是这个1904年8月22日出生的狮子座男人，在三起三落之后，站在时代的大舞台上时，的确以一种时代精神被写进了历史。这个人从来都是乡音不改，这个人总是向世界面带着微笑，也只有这个人能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原标题：小平理政，从西南到全国）

上一页123下一页